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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和佛印及他的弟妹

作者: 绝域苍狼(呆子)          点击数:49

东坡留带图

引子:北宋年间,一个娱乐天后为三个男人,各生了一个名僧、一个名宦、一个明星。苏轼的人生就因为名僧和名宦而改变成为了苏东坡。


    唐朝诗人罗隐有咏《蜂》诗:“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最后两句成了名句,几乎到了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地步。这两句竟然被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借过去,用在《戏答佛印》诗里面。全诗为:“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孔子曾要求:君子远庖厨。而佛门不光戒杀,且戒荤。佛印和尚为了接待苏东坡,听说东坡喜欢吃猪肉,竟然不顾佛门那些禁忌,烧猪招待东坡。这大概也是现代人常说的:是真爱了。东坡的一生因为佛印和他的弟弟、妹妹而显得有些纠结。
   苏东坡大概是普通百姓最耳熟能详的古代文人了,“乌台诗案”中他死里逃生,贬到黄州后开始从道家和佛家思想中寻求解脱和出路,遂自称东坡居士。这时有个佛门弟子释道潜到黄州追随他。释道潜也就是诗僧参廖子。参廖太喜欢写诗,更崇拜诗写得好的苏东坡,属于苏东坡的铁杆追随者。最终也受苏东坡的牵连连和尚都做不了,被还俗。在苏东坡去世的那年由曾肇帮其开脱得以再次出家做回和尚。但谈到苏东坡与佛门弟子的交往常常说到的不是参廖子释道潜,而是金山寺的大和尚佛印。或许参廖的身份只是苏东坡的追随者,而佛印是苏东坡参禅印证的对象,是师友。佛印在黄州就和苏东坡就有交往,但他们的故事往往是在金山寺发生的多。当时的苏轼人在扬州,往来镇江金山寺很方便,有戏谑的说法: “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去过镇江金山寺的人大概都知道金山有四宝,东坡玉带为其中一宝。相传东坡与金山寺方丈佛印赌禅机,苏东坡到方丈室,佛印开玩笑说:“此间无座处”。这里没地方好坐。苏轼一听没座,就是空座,既然佛说“四大皆空”,那就回说:“暂借四大为座”。佛印说:居士的话错了,如果你能解释得通你就坐,解释不通你把腰上的玉带留下来。“四大皆空、五蕴非有。居士向哪里坐?”苏东坡一下愣住了,是没法坐。愿赌服输,解下玉带并附诗《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明代画家崔子忠画有《苏轼留带图》现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关于两人斗机锋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得很多,细想一下看,这些故事几乎都是说苏东坡玩嘴炮输给了佛印,看看儒林有几个是苏东坡的对手,到了佛门没有一次是赢的。有些时候智商竟然不及自己的妹子苏小妹。欧阳修为老苏先生写墓志铭说:“三女皆早卒”。苏洵治平四年(1067)去世,就算到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黄州,期间已经12年过去了。哪来的苏小妹点拨苏东坡。其实故事大多来自于佛家书籍的记载。苏轼曾经看中蒜山边上一块地,想买下来居住,为此写了《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最终什么原因佛印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不清楚,要不然现在西津渡旁会有苏轼故居,北宋苏氏三望族(苏舜钦、苏颂、苏轼)全部居住在镇江了。苏轼与佛印是很好的朋友,而佛印的弟弟李定和苏轼之间的关系旧并不那么友好了。
   佛印俗姓林,法号了元字觉老,小时候号称神童。李定乃是佛印的同母弟弟,元丰初官居御史中丞。李定在“乌台诗案”中差点将苏轼整死。由于苏轼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影响,是正面人物,整苏轼的李定由此被认为是反面人物。加上当初苏颂等“三舍人”反对李定当监察御史里行,理由之一是有人上疏说:“定顷为泾县主簿,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说李定在生母仇氏去世后,隐匿不报,没有解官守孝,属于不孝之人。经查李定确实没有申报过母亲去世需要守孝的事。情况属实。在一个以孝道治国的社会,这是不孝的行为,不宜做监察御史里行。大家理所当然的认为李定人品不行,是个坏人。现在还有人,把造成苏舜钦“进奏院”冤案的告发者一个同姓同名的李定所做恶事也加到这个李定的头上,两件事情风马牛不相及相差26年。王明清《挥麈录》:“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献公之甥,文亦奇。欲预‘赛神会’,而苏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至兴大狱。梅圣俞谓:‘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者。。。又李定字资深,元丰御史中丞。。。扬州人。又李定,嘉佑治平以来以风采闻。。。盖济南人。同姓同名凡三人。世亦多指而为一,不可不辩。”其实那时还有个武将叫李定,山西人。
   小时候,母亲教育我们不能:“好事花大姐,坏事癞丫头。”花大姐长得漂亮又是主家,好事就认为是花大姐做的,不好的事肯定都是癞丫头下人做的。对李定没有为母亲仇氏持服的事,李定自己的辩解是:自己并不能确认是仇氏生的,也就没敢持服,但解官回家侍奉父亲了。李定事实上是做了解官持服的事只是用了一个回家侍养父亲的说法。其实在那时对嫁母持服也有不同的声音。而在这事之前,翰林学士有“红杏尚书”之称的宋祁就给皇帝写过《郭正不应为嫁母持服状》,认为“今边不幸,而讣闻,(郭)正乃解官行服”是不应该的。宋祁列举了古代人的各种做法,认为儿子可以不用为嫁了的母亲持服。李定的情况跟郭正还有点不同。李家说李定出生不久生母就去世,李定虽怀疑仇氏是生母也不便对其父明言,借口侍养父亲而解官,心里守孝算是不错的。李定官后来至御史中丞,相当于高检检察长的位置,按当时的制度可以荫子封妻,但直到去世他的几个儿子还是布衣(老百姓),《宋史.李定传》有记载。放在现在有几个领导能这样?为人为官李定应该都是不错的。
   “三舍人”事件中李定是受王安石举荐当监察御史里行的,受到不孝之名攻击的李定看到王安石将反对的官员一一罢职,心里也不自在,便祈求解职。其实这是反对王安石新党争斗的一部分,李定只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就在那关键时候,有个相对立的孝子典型被树立。巧就巧在典型人物朱寿昌和李定一样都是扬州人。朱寿昌母亲也是妾,怀孕的时候被赶走,朱寿昌几岁回到父亲家,至此母子分离不见。朱寿昌后弃官寻母,最终找到生母。当时反对李定的人纷纷写诗撰文赞扬朱寿昌。苏轼也不例外,为朱寿昌辞官寻母的事写了诗,标题叫《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看看标题可以感觉苏轼就李定未为母仇氏持服的事是心意难平。去年的事,这个时候拿出来说,也算是恶心一下李定。曾巩的学生陈师道说:“苏(轼)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其言不谬。但一定认为李定为此事和苏东坡过不去,制造“乌台诗案”来害苏轼也有点牵强。李定当监察御史里行,搞出不孝名声的首先是“三舍人”事件,谈记恨那应该是苏颂等“三舍人”首当其冲。事实上苏颂陷“陈世儒案”时,被大理寺丞和御史搞到连皇帝都介入了案件。李定当时是御史中丞,对这事也是相当关注。此时的李定也确实派人到濠州把苏颂抓到御史台核查,最终证明苏颂无罪。如果李定为人是我们想象的睚眦必报的小人,苏颂不可能那么全身而退。事后李定为此还参劾罢免了大理寺丞叶武,认为叶武在大理寺丞贾种民参劾苏颂时“增移事节”(增添故事和移花接木)把案件做扩大化处理而没有觉察。可以看出李定并没有因为苏颂当初狙击他出任监察御史里行而打击报复。其实古人的公德和私德相对来说不是现代人好比的,所谓“人心不古”。只是我们常常以我们的思维来揣度古人。
   陆游《老学庵笔记》有:“潘子贱《题蔡奴传神图》云:‘嘉佑中,风尘中人亦如此,呜呼盛哉’。然蔡实元丰间人也。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师人谓蔡奴为郜六。”仇氏嫁郜氏熙宁间以郜懿的艺名名动京城。有女蔡奴美貌天生,在元丰年间更是红极一时。连神宗皇帝听别人夸蔡奴的容貌都很眼馋,想一睹为快。不能见得真人就让画师崔白特意去画张蔡奴像带进皇宫以一饱眼福。神宗不及儿子徽宗风流,敢会李师师。后人有诗“蔡奴小影师师传,共播芳名入禁城”。神宗、哲宗时的宰相大多正直比较敢谏言,虽贵为一国之君也不敢让蔡奴进宫。这是国家之幸,然非风尘中人之幸。南宋刘克庄写有《蔡奴》:“帝令工写貌,相讽尹加笞。且赏折枝杏,休嘲有靥枝。”宰相讽谏,开封尹则直接动手打人。蔡奴没李师师幸运,能有皇帝罩着。但徽宗皇帝最终并没有能罩住李师师,自己连皇位和江山都丢失,客死五国城。据《李师师外传》:“徽宗帝继位,好事奢华,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绍述为名,劝帝复行青苗诸法。长安中粉饰为饶乐气象。”当娱乐圈的伶人被捧成为了艺术家,功能只有一个:愚乐大众,粉饰太平。所以古人常说:歌舞升平。只可惜“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这是朱熹老师刘子翚感怀故京的《汴京纪事》其中一首。李师师的故事很多,而蔡奴的故事很少。隐约有印象看过苏轼与蔡奴故事,但手头资料难以追溯。故不作戏说、也不妄说。
 
 
参考资料:
《苏东坡全集》苏轼
《宋史》     脱脱
《文忠集》欧阳修
《老学庵笔记》陆游
《挥麈录》王明清
《后山诗话》陈师道
《屏山集》刘子翚
《后村先生集》刘克庄
《景文集》宋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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