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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党争中的苏颂

作者: 绝域苍狼(呆子)          点击数:70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这话是对两宋文化的肯定。也是对创造这种文化的多如繁星文化人的肯定。苏颂是这繁星中比较闪亮耀眼的一颗。

   两宋既是后人值得骄傲的朝代,也是后人觉得可悲的朝代。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为了防备有人效仿,开启了有宋一代以文抑武的模式。加上门阀的消除,科举给文人创造了极大的生存空间和宽广的展示舞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出现在北宋的新旧党争的文人也成了北宋的掘墓人。

    一、北宋新党旧党概述

    新党、旧党字面上很好理解。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谓之新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谓之旧党。这种说法其实过于笼统和绝对。苏轼、范纯仁等人对变法内容部分支持,也反对旧党上台把变法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推翻。而这一类人也被划入旧党,名字被刻入“元祐党人碑”。

    新党领袖为王安石。神宗皇帝想改革弊政,熙宁二年,由王安石推行新政。推行过程中遭一些人的反对,但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无比信任。王安石开始把那些反对新政的人清除出朝廷,如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任用了一些追随自己改革、赞同改革的新的人,如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人。通过几次拉锯式的较量,每一方得势上台后都会排斥、打击另外一方的力量。这导致两边人员各自抱团取暖,形成一种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力量。应该说本来是政见不合,相互排斥,但发展到后来彼此争权夺势、互相倾轧。清人陈绍箕《鉴古斋日记》有:“苏东坡言于神宗曰:‘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此不易之论。夫太平难骤致,王道无近功。励精求治,固人君之盛德,太急则反不能治矣。听言太广,则新党、旧党将争哄于廷,言哤政杂,无所适从”。鉴于阻力太大,王安石因此也两度罢相。

    二、新旧党争的激烈程度

    其时新旧党争真的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都知道苏轼的“乌台诗案”,这也是发展到后来开始直接往死里整人。再看看李清照的公太爷赵挺之与苏轼之间。《宋史。赵挺之传》:“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苏轼曾经为黄庭坚说过句:“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在赵挺之担任监察御史的时候,弹劾苏轼“民亦劳止”是诽谤先帝。苏轼直接说赵挺之是在要他的命。同样章惇贬苏轼到岭南,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直接说喊出:“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赵挺之和陈师道都是郭概的女婿。但连襟俩分属两党。《宋史.陈师道传》:“与赵挺之友婿,素恶其人。适预郊祀行礼,寒甚,衣无棉,妻就假于挺之家,问所从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说是在夜里随从皇帝郊外祭祀,天太冷,必须穿两件厚棉袄才行(须重裘),反正是他夫人去赵挺之家找姐妹借了一件棉袄给陈师道穿,陈问从哪借来的,当清楚是赵挺之的棉袄,哪怕再挨冻,死活就是不肯穿,结果受寒回来就生病,不久去世。陈师道也知道天冷,但穿赵挺之的衣服出去,他丢不起这人,所以宁愿挨冻生病也不穿。这些例子都可以侧面看到两党势不两立的情况。

    三、苏颂与新旧党成员的关系

    既然身在朝廷,就免不了与新、旧党员打交道。
    有说苏颂和苏轼是在狱里结下深厚友谊的,其实不然。苏颂与苏轼关系是非同一般。苏颂与眉山三苏的交往大概在嘉佑五年二月。其时苏颂为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两家都居住在京城西冈。苏洵和苏颂叙了家谱,发现同为苏味道后裔且是同辈,就互称为宗兄弟。用苏象先话说是“自允明讲宗盟之好”。至此,苏轼称苏颂宗叔。两家宗亲关系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苏轼《荐苏子容公德疏》:“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尝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四十余年。”

    苏颂出自欧阳修门下。他的诗《欧阳文忠公二首》中有:“谁将姓字题延道,共立门生故吏碑”。他与文彦博等都有唱和;同焦千之,也算镇江老乡之间的交往了。同司马光、范景仁有《次韵君实内翰同游范景仁东园》。

    以上这些都是旧党大员。
    新党这边。他代曾布写过《仁宗皇帝諡册文》。曾布弟弟曾肇是王安石的门人,为苏颂写了墓志铭,这关系是不用说了。王安石推新法,基本用的是门生故吏。御史刘琦有“门下新旧人,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翼之徒”之句。而王汝翼被苏颂推荐,协助苏颂编写《华戎鲁位信录》,并出任编类国信文字。苏嘉与“(陆)佃皆师事王安石”,这是苏颂与新党成员的交往。吕惠卿跟苏颂同乡,曾放话“子容,吾乡里先进,苟一诣我,执政可得也”。林希加上蔡京、蔡卞兄弟也算是新党后期成员。这些均为新党要员。

    四、苏颂对两党之争介入程度

    苏颂的次子苏嘉因太学一篇策论,惹怒了王安石。《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林希《野史》:“苏颂子嘉在太学,顔复尝策问王莽后周改法事,嘉极论为非,在优等。苏液密写以示布曰:‘此辈唱和,非毁时政’。布大怒。责琥曰:‘君为谏官、判监,岂容学官生员非毁时政而不弹劾’。遂以示介。介大怒,因更制学校事,尽逐诸学官,以定、秩为判监,令选用学官,非执政喜者不预。陆佃、黎宗孟、叶涛、曾肇、沈季长。长,介妹婿,涛,其侄婿;佃,门人;肇,布弟也。佃等在介宅,授口义,旦至学讲之,无一语出己者。其设三舍,皆欲引用其党耳”。苏象先的《丞相魏公谭训》也有记载:“大人熙宁初太学对策,颇言新法不便。第二十二叔亦偕试。大人考第一,叔父第五。策既传流,执政以为横议,将究治其言,久之而寝,独罢考官直讲焦千之、顔复数人而已”。《京口耆旧传》也有类似记载,并多了一句:“五人皆罪去,嘉亦由是罢举”。这是熙宁四年下半年发生的事,被称为“苏嘉学案”,离王安石熙宁二年变法刚过去两年。上面“介”指的是介甫王安石。新法刚推行就遇到相当大的阻力,王安石不得不痛下杀手,苏嘉的罢去举人对苏颂是警告也好也好打击也好,反正都不是好事。

    但在熙宁五年苏颂又因为反对神宗对李定的任职而被罢免了知制诰。《宋史.苏颂传》:“大臣荐秀洲判官李定,召见,擢太子中允,除监察御史里行。宋敏求知制诰,封还词头。复下,颂当制,颂奏:‘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损者大,未敢草具’,次至李大临,亦封还。神宗曰:‘台阁有阙,不拘官职高下’。颂与大临奏不已,于是并落知制诰,归工部郎中班”。李定是王安石安排上来做御史,对付反对新法人的。对于不合程序的破格,苏颂敢于三次抗旨,也敢于得罪新党人。但他的得罪人与朋党攻奸不一样。他是维护“本朝旧制”祖宗之法。其实神宗也是了解苏颂为人的,“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辄为事夺,夫命也!卿直道,久而自明”。

    这两件事分别是当时有名的“苏嘉学案”和“熙宁三舍人事件”。应该说苏颂父子俩都介入了新政推行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新旧两党都有深刻影响。《京口耆旧传》对两事均有记述。

    五、别人对苏颂的评价

    叶梦得《石林燕语》:“绍圣初,治元祐党人,凡尝为执宰者无不坐贬,惟子容一人独免”。元祐八年十月,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驾崩,哲宗开始亲政。起用章惇。章惇“遂引其党蔡卞、林希等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报复”。首先是拿司马光、吕公著开刀,“章惇、蔡卞请发光、公著冢,斫棺暴尸”。并希望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张商英为御史多次要把苏颂列入元祐党人宰相里面。这时,哲宗皇帝说了句话:“苏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也”。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苏颂由此免于被打击。《宋史记事本末》卷四十六“绍述”有记载。有说哲宗皇帝亲政后说过之前只能看到那些大臣的屁股和背影,感觉也有点差不多的这个意思。

    对于身边那么多大臣被贬、外放、流窜,而哲宗为什么单单会替苏颂说话,宋陈振孙《直斋书名録解题》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明一些情况:“丞相魏国公温陵苏颂子容,绅之子也。绅在两禁,人称其险诐。而颂器局闳厚,未尝与人较短长。其为相在元祐末,大臣奏事,多禀宣仁,独颂必再以白哲庙,其后免于谴谪,盖上以为识君臣之礼故”。陈振孙说得应该是有道理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所有青春期的叛逆一直被压抑着。17岁亲政以前,估计除了苏颂对哲宗有臣对君的尊重,其他人大概算是把他当着空气样的存在傀儡。《宋史.本传》“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惟苏颂“奏宣仁,必再察哲宗”。小皇帝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才有亲政后推翻太皇太后的一切做法。皇帝的侍读苏轼已经看出苗头不对,“乞外补”,“时国事将变,苏轼不得入辞”。知礼守节或许是苏颂在太常礼院礼官最大收获。

    有书上说苏颂未入元祐党籍被逐一是因为人品正直不立党援,二是因为是福建人。正直不立党援确实是的,那时有所谓“君子不党”的说法。无论新党还是旧党上台,他不会去帮着打击谁,即使做丞相期间也是秉公办事,不会参杂着什么个人恩怨去做事。说是福建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期得势的新党成员林希和赵挺之、蔡京、蔡卞等一批都是福建人。“宣仁太后”都被林希骂成“老奸擅国”何况其他人,连林希自己都承认“坏名节矣”;任伯雨骂赵挺之“移乡福建子”。司马光认为“闽人狡险,楚人轻易”。苏颂与林希之前有交过往,后来结了儿女亲家。林希的弟弟林旦是苏颂的妹夫。但他们后来被认为是吴人。苏颂诗《次韵次中寄莘老学士》有注:“次中还吴葺居”。吴充和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但不属新党。赵挺之和陈师道是连襟,老死不相往来。赵挺之和李恪非是亲家,李恪非被列入元祐党人,李清照怎么求赵挺之也没用。从赵挺之、林希对元祐党人的追杀看,绝不会因同乡、亲戚关系而不打击。而当初的乡人吕惠卿在元祐之后,自身难保,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或许还有曾公亮家族后人等一批福建人,也根本不可能帮到苏颂。苏嘉名列“元祐党人碑”、苏颂孙苏象先、苏庆余遭贬斥均能说明此事。

    坚持不立党援的还有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但名字仍列入元祐党人碑。倒是旧党按地域有三派也是相互争斗,分别是以二程为首的洛党(洛学),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党(朔学)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蜀学),而苏颂和他们三不靠,没有加入他们包括新党的任何阵营。应该说是苏颂没有介入党争以及对哲宗皇帝执君臣之礼才是关键,否则单独一点都不能免于追杀打击。因为即便皇帝说人好,御史也不会罢休。当初刘挚参劾蔡确有十疏,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刘挚眼中的苏颂:“蔚有先生长者之望,白首一节,清明四朝,士心所居,上简攸在。玉堂典诰,极将明之功;帷幄侍经,多道义之益。肆畴贤誉,来秉国成,顾枉诲音,具形冲尚”。宋人诗“磊落形仪真汉相,阔疏恩礼旧苏公”。曾肇在墓志铭中说他是:“议论持平,务循故事,避远权宠,不立党援”。这些或许能概括苏颂的为人。

    六、苏颂自己的作为

    《宋史.苏颂传》:“颂在馆下九年,奉祖母及母,养姑姐妹与外族数十人。甘旨融怡,婚嫁以时。”这段说了苏颂养着一大家子,有婚嫁的都按风俗出嫁,一家和睦相处,怡然自得,其乐融融。他在告诫子孙时说:“予久参近著,俸赐甚厚。然族大家虚,赡给常苦不足,故每饭不过一肉,非宾客未尝饮宴。每蒙恩赉,极知惭感”。“非遭遇上恩,何由至此。但恨未有报国之地耳”。拳拳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有人评价苏颂在宰相时中庸软弱,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直在修正弥补朝廷上两党裂痕,也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他是这样对子孙解释的“予自承旨拜左丞二年,忝中揆又一年。言者论台杂牵复事云,予独主之。予闻言即时出省归私第待罪。同列见喻云:且须翌日见上。略叙陈。然后求罢。贵全退之礼。予答以:宰相一有人言,乃是物议不允。岂有解纷之礼。连上三削一劄获罢。拜大学士领集禧观使。恩礼优异,近岁未有中。谢曰:两宫褒语,知卿无他意,只是避人言”。苏颂孙苏象先在《魏公谭训》里还有一段关于苏颂娶继室的话:苏颂夫人凌氏早逝,高门大族都想结亲,尤其苏颂的上司。最终苏颂选择了一个没有朋党的人家。“辛(曾)外祖为驾部员外郎,略无声援,士论甚美”。从而避免了政治联姻。所以引用这么多话,也是对“元祐党人碑”中“宰臣无苏颂,亦不知何也?”疑问的一种解释。苏颂觉得自己能有今天,是皇帝的厚赐。因为感恩,所以认真。苏颂只想为皇家鞠躬尽瘁,而无意介入任何朋党之争,也是得益于老宰相杜衍的教诲。《魏公谭训》有杜衍告诫苏颂:不要被人指认为是某人的门人。并以自身为例,说自己一如既往不去参拜达官贵人,都以辞章谢贺,对人没有亲疏之分,也就没有攀附结党之名。苏颂“敬佩其言,终躬行之”。

    同样的忠君爱国,苏颂不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无谓的党争中,而是用心科研和学术。用现在的话说,走的是学术和科研之路,以实绩报国。

    结束语

    不光哲宗,其实神宗也是了解苏颂为人的,认可他的能力和为人。旧党说王安石、吕惠卿“多引小人误国,勋旧之臣摒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而新党人同样说旧党人是奸邪误国。但苏颂在那时是个坦荡君子,这是两党都认可的。

    无论新党王安石还是旧党司马光,都认为自己是一心为国。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是这样记载是:“(司马)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即使生病,说的梦话都是关于天下大事。“及卒,其家人得遗表八纸,上之,皆当世要务”。这种跟诸葛亮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你能说他们是坏人吗?但是由于自身看问题的缺陷,导致了五十年的党争,也让大宋走向衰败。

    如果当时的他们都能像苏颂一样直于政事,醉心科学。大宋将是一个更不一样的大宋朝。它的辉煌程度在中国史乃至于世界史上肯定超越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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