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书影。
2018年，在我市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大字书法艺术展”评比现场上曾发生一段小插曲：当一幅参赛作品被初选出时，有评委对其跋中“苏舜钦诗《宝墨亭》”的内容表示了异议，理由是据权威诗词网站载，《宝墨亭》一诗是宋代苏轼所写，且被收录在《苏轼诗集》中，这位参赛者引用有误，故建议作品不应入围。此议当即得到多数评委的赞同。而就在此时，作为焦山碑刻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笔者指出：“《宝墨亭》诗确是苏舜钦写的，且在《苏舜钦集》中亦有收录。”随即，笔者向评委们提供了相关资料证明。之后，评委们通过认真讨论，认为参赛者所书既然有所依据，且作品书写质量也已达标，因此同意该作品入围。
虽然这段插曲很快平复，但留下的疑问却令人深思，在苏舜钦和苏轼二苏之间，究竟谁才是这首《宝墨亭》诗真正的作者呢？笔者有意对之梳理、探索，并希图厘清这一文化之谜。
诗中相关人和事
翻开《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卷八收有题为“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宝墨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远来求诗因作长句以寄”诗一首，其内容：
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瘗鹤铭。潇洒谪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
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沉冥。
这首诗题目较长，相当于一份内容提要。它包含有几层意思——
“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丹阳，即丹阳郡，北宋润州别称。子高，钱彦远，字子高，为五代吴越国嗣吴越王钱综之孙。志载庆历六年（1046）八月任润州知州（太守）；庆历八年秋召还朝廷，拜右司谏。逸少，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字号。《瘗鹤铭》，即六朝镌于焦山崖壁的著名石刻，后断裂坠入江中，此时在钱彦远主持下将瘗鹤铭两块残石打捞出水。诗人苏舜钦并认定《瘗鹤铭》为王羲之书。
“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宝墨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当时，除了出水的两块瘗鹤铭残石之外，还有南朝梁代及唐朝的四种石刻，皆移置新建的亭内，并起名“宝墨亭”。钱太守为了庆祝开亭，又邀请名流学士、各方长官来作客、贺文，共襄盛事。“远来求诗，因作长句以寄”：诗人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人。“状貌奇伟，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师，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范文正公荐君，召试，得集贤校理”。但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为守旧派所恨，御史中丞王拱辰劾其“用市故纸钱会客”，被罢职闲居苏州。某日，苏舜钦收到钱彦远来信求诗，因作长句寄赠。
而诗中的文字则又是题目的铺陈和渲染。诗人写道：王羲之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写的《换鹅经（黄庭经）》已经失传，但他所书的《瘗鹤铭》石刻被发现了，出水后两块残石如同经洗涤的玉蕊。风流太守钱彦远为了庆祝宝墨亭的开亭盛举，欢迎四方贵宾的莅临和祝贺。宝墨亭建于庆历八年（1048）之夏，不久钱彦远即调离润州。
苏轼先天无缘分
苏舜钦不幸于“庆历八年（1048）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苏州”，墓葬“于润州丹徒县义里乡檀山里石门村（今镇江市区檀山附近）”。嗣后，他的挚友欧阳修将其生前的诗文编纂成集，书名《苏学士集》。是集由欧阳修作序，并述及编辑此书的经过：“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录之，以为十五卷。子美，杜氏婿也。”在此书清代《四库全书》本卷八中，即载有《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诗。以上史料，提供了苏舜钦撰写宝墨亭诗的完整证据链。
那么，这首诗有没有可能另是同时代苏轼所作呢？首先，从苏轼先天的条件来看，实际上不具备这方面的可能性。因为，苏轼的诞生是北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且诞生地在眉州眉山县（今属四川省眉山市）。庆历八年（1048）苏轼还只是11岁的少年，尚在四川家乡读书，怎么可能远至润州参与宝墨亭的开亭活动？
或许有人会说，这首苏轼诗的题目并不一样，只有“宝墨亭”三字，且内容上也有相异之处。下面不妨录出《苏轼诗集》中该诗的全文：
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空传瘗鹤铭。潇洒谪仙来作郡，风流太守为开亭。
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迹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沉冥。
而在诗中亦见有三处差异，即将“京口今存”改为“京口空传”，原诗“今存”是与出水的瘗鹤铭残石（“两篇玉蕊”）相对应，而用“空传”则与出水的实物相抵牾；再有，“来作记”本意是请宾客为开亭写贺诗文，改为“来作郡”，词义不通：又，“藓尚青”是描写碑上的青苔，改为“迹尚青”便失去形象意味。以上这些改动多有违事理，甚至不伦不类，当然不可能是大诗人苏轼所为。
其实，在宋代乃至元、明所刊行的各种苏轼诗集中，都未收有《宝墨亭》这首诗。而它的最早出现，是在清代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查慎行选注刊行的《苏诗补注》之中。
错自明清好事者
查慎行（1650―1727），浙江海宁袁花人。清代诗人，初名嗣琏，字夏重，号查田；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赐号烟波钓徒，晚年居于初白庵，所以又称查初白。为“清初六家”之一。
苏诗数量繁富，但囿于党禁，散佚亦多。查慎行留心典籍，续有增补，选注编印《苏诗补注》，康熙三十八年（1702）成书刊行。其所辑佚诗编排在卷四十六至四十八内，而《宝墨亭》诗即收入其中，并在诗侧附有查慎行所注，即“慎按：右一首见《京口三山志》中。刘昌《县笥琐探》：‘宝墨亭，宋初建，以覆《瘗鹤铭》者。今废。’又苏子美《沧浪集》亦载此，疑因姓传讹也。诸刻失载，今补录”。
以上“慎按”所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三点：其一，苏轼《宝墨亭》诗系转载于《京口三山志》一书；其二，之前刊行的苏轼诗集刻本都未收入此诗，《苏诗补注》首次将其补录；其三，查慎行对苏子美《沧浪集》书中“亦载此”，疑是同为苏姓传讹所致，反而认为似乎《沧浪集》侵占了这首诗的著作权。
“慎按”交代，苏轼《宝墨亭》诗的出处在《京口三山志》，此书是明代镇江府推官史鲁修、丹徒人张莱撰，正德七年（1512）刻本。但查阅此书并未发现这首诗的存在，反而在卷一“宝墨亭”条目中见载为“苏子美诗”及《宝墨亭》诗内容。
虽然在《京口三山志》书中未见苏轼《宝墨亭》诗，但相信查慎行的引用必有所本。经检索后得知，原来正德年间《京口三山志》（简称A书）问世后，又先后有学者步其后尘，对原著加以补撰，其书名分别为《京口三山全志》和《京口三山志选补》。
《京口三山全志》（简称B书），镇江知府许国诚修，镇江府学训导高一福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成书刊行。而以B书与A书各自第一卷上“宝墨亭”条目相比，文字几乎没有差别。可是如果仔细辨认，就发现只有一个字的差异：A书为“苏子美诗”，B书却是“苏子瞻诗”，“美”字改成“瞻”字，一字之差，子美是苏舜钦字号，子瞻是苏轼字号，苏舜钦就被换成了苏轼。
《京口三山志选补》（简称C书），镇江知府霍镇方修，举人陈明卿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成书刊行。C书比B书更进一步，它在卷一“宝墨亭”条目中去掉这首诗，并另在卷六“七言律”栏目内刊有《题宝墨亭》，并在诗题下署作者为“宋 苏轼”。而距此近百年之后，遂由查慎行将其引入《苏诗补注》，完成了从地方志条目正式进入苏轼诗集的嬗变。
以上的考证已清晰地表明，苏舜钦确是《宝墨亭》诗的唯一作者，并且他的著作权在诗的问世后近600年间都未有异议；而同时期在苏轼诗集中也未见有《宝墨亭》诗的出现。只是后来由于明代好事者的无中生有，加上清代查慎行的不慎引用，遂演变成围绕所谓二苏中谁是《宝墨亭》诗作者的纷扰争议。现在，问题已经得到澄清，希望今后宋诗学界能就此予以纠正，将无辜被加持的苏轼从莫须有的角色中解脱出来。
|
